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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貨往來 文化互鑒　　“只此絢麗——廣州出土漢代珠飾展”仍在南漢二陵博物館展出中。　　這個光彩奪目的展覽第一次向公眾集中展現了廣州地區出土珠飾的壯觀面貌。策展方介紹，從1953年至今，廣州考古出土兩漢時期珠飾兩萬余顆，材質豐富、形制多樣、色彩斑斕，且來源廣泛，見證了嶺南與周邊地區，特別是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及地中海沿岸地區通過海路進行的貿易往來和人文交流，為我們重現了漢代廣州“珍奇薈萃、商業繁華”的生動歷史畫卷。它們或源于自然的玉石、或是人工提煉的金屬、或是人工合成的材質，充分體現了先民的審美與智慧。　　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變遷的漫長歲月里，無數的珍貴物產隨著海舶在各條航線上的行進而傳播到各地。這是一個雙向互鑒的過程，而珠飾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　　藏在漢代珠飾里的“文化密碼”　　廣州地區出土的珠飾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不僅僅因為它們驚人的美麗，也因質輕價昂，堅固便攜，是“很容易通過商業途徑傳到遠處，因而能展示距離遙遠的兩個文化之間不為人知的聯系”的商品。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代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考古遺存研究及相關歷史文獻整理》首席專家熊昭明,在為《廣州出土漢代珠飾研究》所寫的序中指出，珠飾一直是漢王朝從東南亞、南亞甚至西亞、地中海地區輸入的主要商品。直接從海外輸入的珠飾，在《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得非常明確，包括有“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明珠”即大顆而明亮的西方珍珠，“璧流離”即玻璃。至于“奇石異物”，包括紅玉髓、瑪瑙、蝕刻石髓珠、水晶、綠柱石、石榴石、綠松石、琥珀、黃金等材質的珠飾。這些珠飾，在廣州均有較大數量的出土，如蜻蜓眼玻璃珠、夾金或夾銀玻璃珠、短柱形馬賽克珠、多面體或瓜棱形費昂斯珠以及多種綠玉髓珠等。瑪瑙紅玉髓玻璃珠飾 （西漢后期）　　從分布上看，廣州西漢前期的數百座墓葬出土珠飾僅3000余顆，而且95%以上集中出土于南越王墓。西漢中后期，出土珠飾的墓葬范圍擴大，珠飾數量也增多，品種更趨豐富，“表明由于漢武帝時期官方正式開通從北部灣出發，經由東南亞到達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使大量的海外奇珍異寶聚集番禺，使其商業中心的地位反而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東漢，這種傾向更加明顯，且種種跡象表明本地也開始仿制部分珠飾，以應對需求的擴大。瑪瑙水晶珠飾 (東漢)　　熊昭明指出，經檢測分析，廣州漢代玻璃珠包含鉛鋇玻璃、鉛玻璃、鉀玻璃、鈉鈣玻璃、鈉鋁玻璃、鉀鉛玻璃和混合堿玻璃等七種成分體系。根據成分可大致判斷其出產地區，如鉛鋇玻璃與鉛玻璃在學術界公認為是我國自制，廣州出土的這兩類玻璃珠可能是從湖南或中原其他地區傳入，也有可能在廣州本地制造。紅玉髓、水晶、玻璃珠串? (西漢后期)　　在天然材料的珠飾中，出土為數不多的透閃石軟玉、綠松石、煤精珠飾，屬中國傳統玉石制品，基本為國內自產；瓜棱形的煤精珠，器形具西亞風格，可能為外來物品；水晶珠飾部分產于國內，部分來自于海外；琥珀原料可能多數來自緬甸，嶺南工匠在本地進行加工制作，但不排除來自地中海、波羅的海的可能性；玉髓類珠飾與海藍寶綠柱石、石榴石原料來自于南亞。　　南亞的珠飾傳入我國可能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南亞地區直接輸入，一種是經東南亞地區中轉。以廣州寶玉石質珠飾中數量最多的紅玉髓珠飾為例，其原料應來自印度，但珠飾制作工藝存在差異，反映出其制作地點可能不同。器形規整、拋光度高，并采用鉆石鉆孔工藝的高質量珠飾應來自南亞，另一些器形不夠規整、拋光度較低，采用實心鉆加解玉砂工藝的珠飾，則可能來自東南亞。　　從器形風格來看，蝕花珠、系領珠、獅形珠、馬賽克玻璃珠、裝金或銀玻璃珠、條帶紋玻璃珠、溝槽珠、多面焊珠鏤空金花球等應為域外輸入，琥珀勝形飾、紅玉髓、琥珀耳珰等當為嶺南地區工匠利用外來的原料加工制作而成。還有一些珠飾，為嶺南當地工匠利用本地的原料對外來器形進行仿制，如鉛鋇玻璃體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多面體玻璃珠等，“不同來源的珠飾薈萃，形成了嶺南最大的珠飾集散地。如此大量的外來珠飾出現，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港口城市的考古發現中也實屬罕見，是番禺作為漢王朝對外交往都會的確鑿證據。”　　被“香”改造的傳統社會生活　　漢代從廣州輸出海外的貿易物品，主要為絲織品、陶器、銅鏡等。從海外輸入廣州的除了珠飾，香料也是重要的一類。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專家指出，廣州西漢前期墓約有1/10出土熏爐，西漢中期以后有近半數墓葬出土熏爐。這種熏香器具的普遍使用反映了熏香習俗的興盛。由于年代久遠，熏香使用的香料多為有機物，基本無法留存至今，但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少量乳香，此外一些西漢初期的銅熏爐中也能見到灰燼或炭粒狀香料，很可能是龍腦香或者乳香等的余燼。西村窯蓮花紋青瓷爐（宋）　　從文獻記載中也可了解到當時使用香料的品類。如來自小亞細亞、敘利亞等地的蘇合香，來自印度、中南半島、馬來群島等地的檀香、沉香，來自爪哇等地的丁香，來自菲律賓、越南的藿香，來自歐洲及北非地中海沿岸的迷迭香，來自于阿拉伯地區及伊朗高原的安息香、沒藥等。《史記》記載“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有學者認為，果布就是馬來語龍腦香的對音。　　這些香料部分從陸路，大部分從海路輸入中國。它們燃燒時間長，香氛純正，留香久，煙氣少，并且多有藥用價值，傳入中國后大受歡迎，逐漸替代了江蘺、辟芷、申椒、菌桂、木蘭、揭車、杜衡、辛夷等傳統本土香草。由于進口香料適宜置于炭火中陰燃，因此廣州西漢中期墓葬中出土的熏爐，爐腹加深，爐蓋增高，以適應燃燒方式的變化。熏香之風由南北漸，中原地區從西漢中期開始出現熏爐，其熏爐造型和采用的香料明顯受到南方的影響。東漢時，用香薰烤衣已經成為宮中定制。廣彩描金徽章紋牛油盅(清乾隆)　　唐宋之后，大量香料得以經海路入中國。古籍記載，唐天寶年間，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根據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的統計，廣州港進口的乳香多達17.4萬公斤。研究者指出，這一方面反映了廣州港在當時全國進口香料貿易中的地位之重要，另一方面也說明香料進口已經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中國古代許多名人都寫過詠香的詩文，如王維“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李白“橫垂寶幄同心結，半拂瓊筵蘇合香”，白居易“對秉鵝毛筆，俱含雞舌香”，杜甫“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宮淑景移”。宋代蘇軾曾專門合制了一種“印香”，還準備了制作印香的模具、檀香木刻等送給蘇轍作為壽禮。熏香習俗與香料貿易相互促進，而廣州作為重要港口，功不可沒。　　古代窯址講述的外銷故事　　中國海絲遺產包括三個主要類別，其中之一就是生產設施類遺存。在廣州這片土地上，很早便出現的海洋意識促使生產結構體現出鮮明的外向型特色，也直接促進了與海外貿易有關的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2018年2月-4月，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專業隊伍在番禺區新造鎮對曾邊窯進行了發掘。這是廣州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瓷窯遺址，也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唯一一座唐代窯址。　　唐宋時期，受海上絲綢之路陶瓷貿易的影響，珠江三角洲地區陶瓷業迅速發展。南漢二陵博物館展陳宣教部主任、曾邊窯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現場負責人陳馨告訴記者，曾邊窯遺址出土的器物，無論是器類、器形還是裝燒工藝上與廣東新會官沖窯、佛山高明窯都極為相似。在曾邊窯發現以前，印尼勿里洞島外海黑石號沉船中出土的廣東瓷器，尤其青瓷罐被普遍認為是官沖窯的產品。曾邊窯的發現讓這種觀點有了被挑戰的可能。特別是考慮到廣州在唐代是當時全國最大的海上貿易港口，曾邊窯占盡天時地利，產品外銷的可能性更大。此外，宋代廣州沙邊窯就在曾邊窯以西1.5公里，兩者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關聯，應該說曾邊窯為宋代廣州陶瓷產業的發展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在廣州海事博物館中，陳列著不少西村窯瓷器。這些從海外回流而來的宋代瓷器，也是廣州外向型經濟的重要見證。西村窯舊址在今廣州西村工人體育場位置，舊稱皇帝崗。西村窯燒制的器皿以碗、盤、碟、洗等日常生活用具為主，因產品主要銷往東南亞，適應當地需要，小型杯、瓶、罐不少。西村窯的產品在國內很少流傳，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還有不少西村窯的傳世品。大約距古窯址所在處僅500米之遙，就有增埗河流注入珠江，往西與珠江上流的北江和西江兩條航道相通，往東可經黃埔港出虎門入海。因此，生產所需的原料和燃料可從西江和北江水道運來，產品裝上海舶后沿著南海航線外運也十分便利。北宋是廣東歷史上第三次處于陶瓷飛躍發展的階段，廣州西村窯、潮州筆架山窯和惠州東平的惠州窯并稱為“廣東三大民窯”，其產品主要是以外銷為主。青花廣彩錦地開光人物圖海棠形瓶 (清乾隆)　　明代，瓷器在廣東大量出口，促進了廣州附近的佛山乃至江西景德鎮瓷器的產量、花色品種的增加，質量的提高，以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佛山的陶瓷業在明中葉進行技術革新，進入全盛時期。整個石灣陶瓷業分為海口大盆行、白釉行、黑釉行等二十三行，“有陶窯一百零七座，容納男女工人三萬有奇。”廣彩青花描金徽章風景紋碟(清嘉慶)　　為了滿足出口的需要，廣州商人還到景德鎮買回大批白瓷坯，加彩繪燒成色澤艷麗的“廣彩”，進一步促進了景德鎮制瓷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清代十三行貿易時期，中國瓷器及茶葉大量輸出國外，對歐洲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影響深遠，尤其是英國，到18世紀晚期已誕生了舉世聞名的英式下午茶，飲茶時加入牛奶和糖，搭配面包、蛋糕等。因此在現存清代出口的廣彩瓷器中常常可見茶盤、杯碟、奶茶壺等和飲茶相關的器具。許多外銷瓷器上可見西方各國的家族徽章，這些專門定制的徽章瓷代表了廣州外銷瓷的高水平，也體現出廣州工匠在面對海外市場時“歲無定樣”的靈活商業手段。廣彩繪西方神話故事圖奶壺 (清乾隆)　　“進”“出”之間與全球化貿易網絡的形成　　歷代從海外經廣州輸入中國的“寶貨”品種非常之多，元大德八年（1304）纂輯的《南海志》將舶貨分為八類：寶物、布匹、香貨、藥物、諸木、皮貨、牛蹄角、雜物，共71種。到明代又擴大為160多種，實際上在各個品種之下還可以細分出許多不同的品類。它們共同支撐起中外貿易的重要骨架。　　廣州博物館副館長曾玲玲指出，許多原材料來自安南、占城、真臘、爪哇、暹羅、蘇門答臘、錫蘭、蘇祿、渤泥、滿剌加等古國或地區，位置大約相當于今天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群島、泰國、菲律賓群島、文萊、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西亞及非洲一些國家也生產很多的物料，也曾來華。此外還有通過葡萄牙等歐洲人之手經廣州港進入的。比如有學者記載：“1578年，葡萄牙人將其200噸~600噸甚至800噸的商船溯江而上開到廣州。這些大船運來歐洲的毛織品、印度的琥珀、珊瑚和象牙；印度群島的檀香木、白銀、香料等”。乳香 （西漢南越國時期）　　這種建立在廣闊的航海網絡中的進出口貿易，產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首先，以明清時期廣州口岸為紐帶，形成了原材料市場——進口和生產基地——國內外消費市場的商品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廣州是樞紐，東南亞和歐美市場以海外貿易為連接，廣州外銷藝術品的生產和銷售被納入了全球化貿易的網絡；第二，廣州口岸的手工行業集原材料切割、設計、生產、再加工于一體，實現了物料、技術、工藝、人員的資源整合；第三，在這種背景下不斷發展的嶺南工藝，既繼承了傳統技藝，又應不同市場的需求不斷創新求變，中西合璧，最終形成了嶺南特色。僅就雕刻類工藝而言，出現了不同的消費市場：一是以宮廷御制、地方官府和貴族富商訂購為主的國內市場；二是以歐美皇室或貴族、商人來樣訂做的海外市場。這兩類產品代表了明清時期廣東部分手工工藝的最高水平。　　這種外來的影響即使在中國傳統上最具影響力的出口商品中也依然存在，比如絲綢制品廣繡。　　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刺繡大披肩是中國外銷品中重要的一宗，在西方被稱為“中國披肩”。據說，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追憶似水年華》中，奧黛特充滿異國情調的臥室中那條“東方簾幔”就是一條19世紀的黑底白花中國外銷大披肩。　　1514年，葡萄牙商人在廣州購得龍袍繡片回國獻給國王受到重賞，廣繡從此揚名海外。17、18世紀，出口英國的廣繡，不僅有批量生產的商品，還有貴族們訂制的獨特繡品。在法國，刺繡匠師協會專門為皇室設計具有東方風格的刺繡紋樣。　　一口通商時期，廣州刺繡從業人員增至三千多人，繡坊、繡莊達50余家。1793年，廣州成立刺繡行會“錦繡行”，對于繡品的工時、用料、圖案、色彩等，都有具體的規定。1900年，經由廣州海關出口的廣繡，價值達496750兩白銀。粵海關博物館藏畫　　一些研究者指出，廣東的金銀線繡對17、18世紀的法國繪畫、手工藝以及建筑藝術、室內裝飾等產生了影響。西方的繪畫技巧和美學原則也反作用于廣繡，希臘神話、西方美術、人物肖像都成為廣繡表現的對象。1772年前后，廣繡披肩在歐洲的銷量達8萬條，其中法國占四分之一。1776年，僅英格蘭公司一家就輸入了10.4萬條。作為一種為外銷而產生的絲綢制品，廣繡大披肩將中西文化的融合互鑒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