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融四海 不辭長作廣州人從先秦直到現(xiàn)代的數(shù)次移民大潮構建起廣州這座城市的文化內(nèi)核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猶是焉。”廣州人從哪里來？自先秦時期趙佗率數(shù)十萬秦軍翻越南嶺，扎根南粵大地之后，廣州便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這在安土重遷的文化環(huán)境中非常罕見。兩千多年來，無論是從北方南下以求一處安身之地的貴族，還是因躲避戰(zhàn)事而來的百姓，無論是前來經(jīng)商謀生的外商，還是試圖有更大作為的“蕃客”，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廣州始終以包容的胸懷，吸引了無數(shù)人匯聚于此，在中國大陸的南端成就了這一座“海闊天空之城”，也塑造了它的獨特氣質。　　秦漢·趙佗和輯百越，中原人始南遷　　漢人習越語 越人用漢字 文化初融合 包容成底色　　金秋十月，在素有“羊城祖廟”之稱的五仙觀西側，南粵先賢館猶如一本濃縮廣州歷史的教科書，吸引了不少前來打卡的市民。走進南粵先賢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南越王趙佗雕像，只見他手捧稻穗、乘輦入城，身后跟隨著將士。車轔轔，馬蕭蕭，戰(zhàn)旗獵獵，讓人恍若穿越到那場改變嶺南命運的戰(zhàn)爭。　　趙佗任用越人參政，傳播中原文化　　從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原住民便生于斯，長于斯，耕耘樹藝，漁海樵山。春秋戰(zhàn)國五百余年，中原征伐不已，但廣州有五嶺屏障，未受其影響。戰(zhàn)國后期，海內(nèi)外商賈咸集，聲名遠播中原。司馬遷的《史記》寫道：“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南征百越，以屠睢為將，大軍浩浩蕩蕩劍指嶺南。越人雖然武器裝備不及秦軍，但都是訓練有素的漁獵高手，使用游擊戰(zhàn)術，令秦軍疲于奔命兩年，連主帥屠睢也喪命于箭下。　　之后，秦始皇動用十萬軍工，開鑿靈渠，使長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過靈渠，入漓江、桂江，再轉入西江，順流東下，直達古番禺。水路的開通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保障了秦軍的后勤補給。秦軍改以任囂、趙佗為主帥，大舉南下。經(jīng)過“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戰(zhàn)，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嶺南終于正式劃入大秦版圖，設置南海、桂林、象郡。公元前204年，南海郡尉趙佗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據(jù)有嶺南（今廣東、廣西大部、越南北部），建立了疆土“東西萬余里”的南越國，定都古番禺。　　趙佗認識到，對于新建的外來政權而言，南下的秦軍和移民與當?shù)卦【用竦娜诤希蔷S持長治久安的關鍵。他決定“和輯百越”，在位期間致力于保境安民，推行秦漢政制，尊重越人習俗，帶頭與越人之大族——呂氏家族聯(lián)姻，任用越人參政，傳播中原文化，發(fā)展農(nóng)業(yè)，興修水利。他還在漢高祖、漢文帝年代兩次歸順漢朝，維護國家統(tǒng)一大業(yè)，嶺南出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安定的局面。　　中原先進農(nóng)業(yè)技術改進嶺南農(nóng)耕模式　　南下的數(shù)十萬軍民，構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北人南遷。趙佗帳下的河北正定老鄉(xiāng)冼汭是一位武藝高超的游俠，作為開國功臣，也由此定居嶺南。《嶺南冼氏族譜》中稱冼汭為入粵之始祖，冼氏在秦末動亂中招納部曲，發(fā)展私兵，終成嶺南大族。　　自秦始皇之后，秦漢兩朝對嶺南進行了長期、大規(guī)模的同化工作。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國之后，遷移了大量漢人南下，其中不僅有普通商賈農(nóng)民，還有軍事人口和行政官員。　　歷史上，移民和原住民往往會因生存空間的爭奪而產(chǎn)生爭端，但這種現(xiàn)象為何在廣州早期的移民歷史中并沒有出現(xiàn)？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當時的百越部落主要依靠漁獵為生，南下的中原人帶來了更先進的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技術，改進了嶺南的農(nóng)耕模式。“由于漢越聯(lián)姻混血的推行，漢人漸習越語，越人也用漢字，中原的生產(chǎn)技術，如銅鐵冶煉、建筑造船、牛耕水利等也逐漸推廣開來。”學者李開元寫道。原住民和新遷移來的漢人的合作多于沖突矛盾，這也是后來廣州本土文化包容開放底色的最早源頭。　　魏晉南北朝·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平且康　　晉將被陳姓族群奉為始祖 冼夫人保境安民獲千年敬仰　　西晉末年發(fā)生“八王之亂”，東晉時又發(fā)生“五胡亂華”，北方士族為了躲避戰(zhàn)亂，開始集體南遷。這次史稱“衣冠南渡”的歷史事件，深遠地影響了中華大地的文化分布和人口結構。　　此時遷居到嶺南的北方望族，有陳氏、阮氏、馮氏等。東晉元興三年（404年）建國大將軍陳元德的牌位如今還被供奉在番禺石樓鎮(zhèn)陳氏宗祠內(nèi)。據(jù)史載，陳元德因劉裕篡位而棄官攜眷南逃至廣東番禺寧仁里（今番禺南村鎮(zhèn)坑頭村）定居，被廣州乃至珠三角眾多陳姓族群奉為始祖。　　陳元德的后代繁衍至今，已發(fā)展成為當今廣州一大氏族，除坑頭村外，石樓、赤崗、大嶺、練溪、梅山諸鄉(xiāng)陳姓，都是他的后裔。　　在南粵先賢館56位先賢中，英姿颯爽的冼夫人是唯一的女性，被譽為“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　　到了南北朝時期，冼姓在嶺南成為第一望族。廣東的冼氏本家分出了兩支：一支是在廣州的南海冼氏，另一支是居住在高州的高涼冼氏。南朝，高涼州刺史冼挺之妹冼英嫁給高涼太守馮寶，公元548年，冼夫人支持高要太守陳霸先，一同起兵討伐侯景叛亂，并建立陳朝。公元570年，廣州刺史歐陽紇反陳，并誘捕冼夫人的兒子馮仆。冼夫人出兵平叛了此次謀反，以兩代忠貞不負國家的義舉為立身之本。陳朝亡后，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宣撫嶺南，冼夫人派孫子馮魂率眾迎入廣州，嶺南遂歸入隋朝。公元591年，冼夫人派孫子馮盎平定番禺越族首領王仲宣叛亂，解廣州之圍。　　冼夫人歷經(jīng)梁、陳、隋三朝，一生向化中原，安撫百姓，使嶺南安定繁榮達半個世紀，因功勛卓著，被隋文帝冊封為譙國夫人，被百姓尊奉為“嶺南圣母”。　　經(jīng)歷千余年的歷史沉淀，至今嶺南地區(qū)的百姓對冼夫人十分敬仰，形成“愛國愛家、勇敢堅強、扶危濟困”的冼夫人文化。隨著華人的足跡遠至東南亞各國，今天南洋多地還有冼夫人廟。　　宋代·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　　移民聚族而居融入本地  嶺南教化漸開人文漸盛　　唐元和年間，張九齡開鑿梅關古道，使之成為溝通南北軍事、政治、經(jīng)濟的最便捷、成本最低的古代“高速公路”，也成了此后歷代中原、江南向嶺南移民的最便捷通道。不過，直到北宋，廣東人口仍然稀少，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時，廣東人口才增加到78萬人。而珠江三角洲當時還未形成，初露水面的沙洲常被洪水或咸潮淹浸，不利于耕種。南宋以后，中原人越過大庾嶺在珠璣巷暫時落腳后，南下珠江三角洲，開村居住，其中一部分人來到廣州。這場從珠璣巷大規(guī)模移民珠三角的人口流動，持續(xù)時間長達200多年，從北宋末年一直持續(xù)到元朝。　　根據(jù)文獻家黃慈博《珠璣巷民族南遷記》所述，現(xiàn)在珠三角廣府人的211個氏族中有191個來自南雄，且大多數(shù)是在南宋時期流入的。這些“新移民”正是看中了被珠江沖積而成的肥沃平原和滔滔珠江水。宋代移民在這里圍田3萬多頃，供養(yǎng)了近20萬戶人家，這個數(shù)字是唐朝時的近5倍。今天被稱為廣東“聚寶盆”的珠江三角洲，便是由他們所開拓，也是廣東省大開發(fā)的開始。　　廣州諸多古村始于宋代　　據(jù)歷史地理學家曾昭璇、曾憲珊統(tǒng)計，南宋時廣州一帶的原住居民和遷入居民之比已經(jīng)達到了44：56。移民人口的數(shù)量已經(jīng)超越了廣東原住人口（包括百越人后代、秦漢以來的漢人移民）的數(shù)量。　　遷徙而來的人們攜來了中原文化，韓愈、蘇軾、包拯、周敦頤、文天祥等文化名人對促進文明有著更大貢獻。900多年前，宋代文豪蘇東坡被貶嶺南，越過梅關古道，來到廣州，游覽了白云山蒲澗、扶胥鎮(zhèn)的南海神廟。他與道士談古論今于天慶觀（位于今中山六路一帶），邀約友人把盞歡談。其孫蘇紹箕后來為避亂，舉家遷居至廣州五眼橋一帶，現(xiàn)在廣州東圃鎮(zhèn)車陂村幾乎都姓蘇。　　受著豐厚的中原文化滋養(yǎng)，宋代以來，廣東文風大開，誕生了不少殿堂級的人物，以文采風流與剛正清廉著稱。南宋名臣、廣州增城人崔與之晚年居住廣州，創(chuàng)立嶺南第一個學術流派“菊坡學派”。崔與之門生李昴英是廣東歷史上第一個探花，在平定摧鋒軍叛亂一役中展現(xiàn)非凡勇氣，用繩子把自己吊下城，與叛軍談判……在文化史上，他們展示著嶺南文人胸襟高曠、學養(yǎng)純厚和意趣灑脫的一面。　　每一支遷徙而來的家族就像一粒頑強的種子，逐漸長成參天大樹。位于南沙區(qū)黃閣鎮(zhèn)蓮溪村的麥氏大宗祠就由黃閣麥氏供奉的開村先祖麥必達所建。據(jù)《廣州市文物普查匯編》記載，麥氏大宗祠始建于宋代，據(jù)此推算，已有近900年歷史，被認為是廣州地區(qū)現(xiàn)存最古老的宗族祠堂。位于從化的錢崗古村也有800多年歷史，其最早居民是南宋左丞相陸秀夫的后裔，由珠璣古巷遷徙而來。清末番禺四大望族中的員崗崔氏、沙灣何氏和南村鄔氏也是宋代遷居至此聚族，后逐步發(fā)展成一方鄉(xiāng)豪。　　宋代外商加封大將軍　　隨著南遷而來的中原人逐漸成為廣州的本地居民，古廣州移民的構成也逐漸更豐富多元起來。　　中原移民帶來了成熟的農(nóng)耕技術，但廣州人并沒有接受“重農(nóng)抑商”的保守觀念，從漢代就有了海上貿(mào)易，唐宋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更是通達波斯灣。久而久之，光塔附近形成十余萬外商聚居的居住區(qū)，唐朝政府為此專門設立“蕃坊”， 大唐用開放包容的姿態(tài)歡迎外商，廣州富足的生活也讓客商流連忘返，其中有著名人物阿拉伯人李彥升。他幼年隨長輩的商船隊來到廣州，愛上中國文化，學識豐富，還在唐宣宗年間中了進士，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阿拉伯進士，遂成一段美談佳話。　　宋代也有不少外國人在廣州與本地人通婚生子的記載。有一個名叫辛押陀羅的蕃商旅居廣州數(shù)十年，不但擔任蕃坊首腦（俗稱蕃長）多年，還被加封歸德將軍。這位歸德將軍平素穿著長袍，戴著官帽，一口流利漢語。賺了大錢之后，辛押陀羅還在廣州為外商子弟捐建國際學校（當時叫蕃學），做了不少善事。宋神宗熙寧年間，廣州第一家專門招收外商子弟的國際學校正式“開張”。“蕃學”就設在廣府學宮內(nèi)，既教授中華文化，也有以諸外商本國語言開設的課程，算得上是最早的雙語教學。　　明清·明代始有“廣府人”之稱 本地人文璀璨名人輩出　　　　陳氏成廣東最大姓氏 高第街許氏名人輩出　　元明時期，戰(zhàn)亂頻仍，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再次掀起了南雄珠璣巷人南遷的移民潮，這些移民進一步充實了珠江三角洲。與此同時，隨著明初地方行政改“路”為“府”， “廣府”漸漸成了民系之稱。高第街“許地”曾名人輩出　　“廣府人”之稱承載移民后裔記憶　　“廣府人”之稱始于明代，指的就是這些保留著獨特文化記憶與民風民俗的移民后裔。在南粵先賢館里，從明朝起本地文化巨匠星光熠熠：丘睿，嶺南大儒，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陳獻章，理學家、教育家，一生致力授徒著述，開創(chuàng)理學“嶺南學派”；湛若水，理學家、教育家，追隨陳獻章鉆研心性之學，創(chuàng)建數(shù)十所書院，弟子數(shù)千人；屈大均，明末清初詩人學者，與陳恭尹、梁佩蘭合稱“清初嶺南詩壇三大家”。　　清兵入關，居住于黃河、長江流域的人口又紛紛南遷。到鴉片戰(zhàn)爭前夕，廣州的人口已達百萬以上。太平天國、民國、抗戰(zhàn)時期，戰(zhàn)亂席卷大半個中國，江浙、閩、兩湖百姓又陸續(xù)遷入廣東。南遷的“新廣州人”不斷發(fā)現(xiàn)，這里商業(yè)興盛，讓人更加務實；對外貿(mào)易讓人更富有遠見和冒險精神；崇尚儒家讓人知仁行義，生命力格外強大。　　所謂“天下李，廣東陳”，廣東是陳姓聚居點。番禺石樓鎮(zhèn)的陳氏宗祠門楣上的“善世堂”三字（寓意陳家“為善于世”）由抗倭名將戚繼光題寫，因而名揚四海。清光緒年間，陳氏更成為廣東最大的姓氏。1888年，陳昌朝、陳宗詢、陳蘭彬（清政府第一任駐美公使）、陳伯陶（暨南大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等48位廣東陳氏鄉(xiāng)紳名流聯(lián)名邀請全省72縣陳姓宗族共商建祠事宜，可見人丁興旺。　　“許地”對中國近代史影響深遠　　陳氏雖是第一大姓氏，晚清號稱“廣州第一家族”的卻是北京街的高第街許氏。據(jù)許氏族譜所載，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汕頭溝南村民許永名來到廣州經(jīng)商謀生。許永名長子許拜庭因出資組織剿滅海盜而被清廷封賞，后斥資在高第街購買屋宇，被后人稱為“許地”。　　發(fā)跡后的許拜庭以“高第”之名鼓勵子弟習儒入仕，特選高第街作為家族定居地，其長子許祥光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高中進士。許祥光還是廣州抗英運動領導者之一。1849年，英軍堅船利炮闖入珠江港口，許祥光聯(lián)合廣州愛國士紳，號召城內(nèi)外居民，很快征得團丁10.7萬人，集中從事軍訓。許祥光帶頭捐獻白銀6萬兩，勸集捐款40余萬兩，購買槍械、糧餉，日夜守城。許祥光還以粵紳名義正式致函英軍，陳說利害。“香港總督”英軍司令文翰不得已在洋行門前貼出布告：“嚴禁英人入城”。　　此后200多年間，高第街“許地”名人輩出：浙江巡撫許應鑅、滿清政府一品大員許應骙、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三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教育家許崇清、魯迅夫人許廣平……歷史傳記《千秋家國夢》作者伊妮認為“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并不比人們耳熟能詳?shù)乃问献谧暹d色，甚至可以說，他們影響歷史的時間更長”。　　一代代“新廣州人”習儒入仕、經(jīng)商謀生。不拘一格的務實、不守一隅的進取形成廣府人的鮮明特色。這里不斷涌現(xiàn)出舉世聞名、對后世影響深遠之人。近代，廣州最早接受先進工業(yè)文明的洗禮，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里發(fā)出震驚中國的聲音，為中華文明的興盛發(fā)展作出了極大貢獻。　　當代·全國人口流入第一城 多次獲評“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　　　　每兩個廣州常住人口中 就有一個是“新廣州人”　　近日，杭州亞運會盛大落幕。在觀看杭州亞運會的時候，人們也不禁追憶起當年廣州亞運會的盛況。　　家在珠江邊的康云說，他永遠也忘不了2010年11月12日當晚廣州亞運會開幕時的舉城狂歡。當晚11點，靠近海心沙的廣州大道和花城大道擠滿了人。十一月的廣州秋意漸起，但每張臉上都是激動的汗水，“那晚的場景，讓我這個外來人對廣州有了情感認同和身份認同。”　　像康云這樣對這座城市深懷情感認同的“新廣州人”恒河沙數(shù)。今年2月以來，“廣州人多”的詞條屢次飆上熱搜，廣州因位居全國人口熱門遷入城市之首而頗引公眾關注。　　據(jù)廣州市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2022年年末，廣州常住人口為1873.41萬，戶籍人口1034.91萬，也就是說，每兩個廣州常住人口中，就有一個“新廣州人”，其中又有近半數(shù)來自廣東省外。此外，廣州近年來地鐵客流強度、單個高鐵站客流量都居于全國前列，流動人口不斷涌入并安居樂業(yè)，顯示了廣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大吸引力。　　“廣州既適合生活，也適合打拼。”大學畢業(yè)后就來到廣州工作的康云這樣說。廣州在全國第一個開放勞動力市場，開放包容的人才政策吸引“廣漂”在此扎根。　　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出臺各種政策吸納人才，在這種情況下，連續(xù)多年仍能保持人口高增長的城市，恰恰證明其具備吸納外來人口的強勁吸引力。“廣州經(jīng)濟、教育、醫(yī)療、交通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綜合實力日新月異，在人口流動大潮中極具吸引力，這也是廣州近十幾年來人口增速明顯的根本原因。”中國人口學會人口統(tǒng)計委員會副主任、教授王軍說。　　如果將統(tǒng)計時間再拉長，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掀起了廣州歷史上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移民浪潮。與古人不同的是，這次人們不是為了躲避戰(zhàn)亂，而是主動遷徙，尋求更好的發(fā)展。“東西南北中，發(fā)財?shù)綇V東”，改革開放初期，這句口號風靡全國，吸引成千上萬年輕人南下廣州。1980年，“春運”一詞首次見諸報端，由此開啟了“人類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周期性遷徙”，廣州火車站至今還是中國最繁忙的火車站之一。1982年，廣州市外來人口數(shù)量為8萬多，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1.55%；到1990年，這個數(shù)字就已經(jīng)翻了7倍。此后廣州的外來移民數(shù)量節(jié)節(jié)攀升，到2016年外來常住人口數(shù)量已達到630多萬，占城市常住人口的45%左右。　　強大完整的產(chǎn)業(yè)生態(tài)、鏈接全球的樞紐網(wǎng)絡、開放包容的商住環(huán)境，吸引新移民源源不斷而來。廣州有內(nèi)地第一家現(xiàn)代購物中心、第一家自選超級市場、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第一個揚手即停出租車公司等無數(shù)個“第一”。1995年，24歲的青年丁磊從寧波來到廣州，創(chuàng)辦網(wǎng)易；8年后，他成為全國首富。他曾說：“我在廣州的城中村住過，從零起步，廣東包容我、接納我，給我機會。” 2010年，坦桑尼亞商人塔米姆來到廣州。13年后，他已成為一家貨運公司中國區(qū)總經(jīng)理，并被選為廣州坦桑尼亞商會主席。　　正是因為這種不論出身、放膽追求的務實精神，這座古老的移民城市才得以永葆活力。　　“這座城，讓所有人變成廣州人”　　中山大學教授黃天驥在《嶺南新語》中用“淡定”和“生猛”兩個詞來形容廣州人，一方面是廣州人懂得善待自己、享受生活；另一方面是廣州人生活節(jié)奏很快，頭腦靈活，敢為天下先。　　但凡你在這里住上一年半載，就不難感受到——這座城市的自由開放氣質持續(xù)孕育著以人為本的根本氣度，敢為人先的勁頭與堅固的公民精神從來不曾褪淡。在廣州，你能看到高樓大廈，亦能看到騎樓小巷；能看到星級餐廳，亦能看到深夜大排檔。“新廣州人”康云早已養(yǎng)成了這些習慣：吃飯前涮碗、兩指輕叩桌面以示“感謝斟茶”，喝涼茶、煲靚湯，用“咩野”表示疑問，用“大把”代替“很多”、 排隊、讓座、AA制……這一切，都呈現(xiàn)出廣州這座城市兩千多年來從未中斷過的文化張力，她從容、淡定、開放、包容，還有著非常難得的“規(guī)則意識”。　　正是廣州人的這種心態(tài)，廣州的煙火氣吸引著無數(shù)的外來者。在央視發(fā)起的經(jīng)濟生活大調(diào)查中，廣州已多次被評為“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新移民”在這座城市不僅能找到發(fā)財?shù)臋C會，更能得到接納和尊重。根據(jù)中國社科院社會心理研究中心發(fā)布的《中國超大城市認同感調(diào)查報告》，廣州在北上廣津漢深渝七大城市中排名第一。　　“這座城，讓所有人變成廣州人。”文化學者江冰的一句感嘆，道出真諦。　　人文地圖　　越秀區(qū)　　西漢南越國宮署南越國宮署遺址，秦磚漢瓦訴說著歲月滄桑　　河北正定人、秦軍大將趙佗建南越國，以古番禺為都城。據(jù)考古工作人員透露，當時的南越王宮面積達到40萬平方米。宮殿區(qū)位于都城的西部，東部則是宮苑區(qū)。　　“許地”　　“許地”位于高第街北側，北接玉帶濠。自清乾隆年間起，這里為許氏聚居之地。從許氏家族眾多名人的事跡中，人們可一窺中國近代歷史的風云變幻。　　天河區(qū)　　車陂晴川蘇公祠　　車陂晴川蘇公祠位于天河車陂，始建于明代成化年間。《車陂村志》記載，蘇紹箕（又稱蘇晴川）為蘇東坡之孫，開族于順德碧江、廣州車陂，宗枝繁衍。　　白云區(qū) 　　南村周氏大宗祠白云區(qū)太和鎮(zhèn)南村的周氏大宗祠　　白云南村周氏大宗祠坐落于白云區(qū)太和鎮(zhèn)龍歸南村。南村開村的周氏祖先為周敦頤第九代孫周仕龍、周遂祿。明末清初，周氏族人共同修建周氏大宗祠，祠堂坐北朝南，兩祠合并，當?shù)厝朔Q孖祠堂。　　從化區(qū)　　錢崗廣裕祠　　錢崗廣裕祠位于太平鎮(zhèn)錢崗古村，是明代陸氏后人陸廣裕等人為紀念陸賈、陸秀夫而建的家族祠堂，至今已有800多年歷史，錢崗古村最早居民是南宋左丞相陸秀夫的后裔，由珠璣古巷遷徙而來。從化錢崗古村內(nèi)的廣裕祠建于明朝永樂年間　　南沙區(qū)　　麥氏大宗祠　　麥氏大宗祠位于南沙區(qū)黃閣鎮(zhèn)蓮溪村，始建于宋代，已有近900年的歷史，被認為是廣州地區(qū)現(xiàn)存最古老的宗族祠堂，蓮溪村亦是廣州著名古村落之一。　　番禺區(qū)　　沙灣何氏大宗祠（留耕堂）　　沙灣何氏大宗祠（留耕堂）是沙灣何氏宗族的始祖祠，始建時間可追溯至南宋德佑年間，數(shù)百年來屢毀屢建，現(xiàn)在的祠堂是在清康熙年間擴建而成的。　　員崗崔氏宗祠　　番禺員崗崔氏宗祠位于番禺區(qū)南村鎮(zhèn)員崗村，始建于明萬歷年間。員崗村崔氏系南宋年間南遷至番禺，已有800多年歷史。　　南村鄔氏大宗祠　　番禺南村鄔氏大宗祠，又稱光大堂，建于晚清年間，是為紀念南村鄔氏始祖鄔大昕而倡建的。鄔氏族人于宋咸淳年間遷居南村。　　石樓鎮(zhèn)陳氏宗祠番禺石樓鎮(zhèn)陳氏宗祠，俗稱“善世堂”　　番禺石樓鎮(zhèn)陳氏宗祠，始建于明代，因抗倭名將戚繼光題寫“善世堂”寓意陳家“為善于世”而名揚四海。清光緒年間，陳氏更成為廣東最大的姓氏。　　步履回聲　　公元前二O四年，秦將趙佗建立南越國，在今廣州中山四路一帶修建宮署。趙佗“和輯百越”，來自中原的士兵多與當?shù)嘏油ɑ椤h武帝平定南越國之后，大量漢人又遷移來此，中原與百越文化初步融合。　　西晉末年發(fā)生“八王之亂”，東晉時又發(fā)生“五胡亂華”，北方士族為了躲避戰(zhàn)亂，開始集體南遷。此時遷居到嶺南的北方望族有陳氏、阮氏、馮氏等。　　南宋年間，北方漢人越過大庾嶺在珠璣巷暫時落腳后，南下珠江三角洲，開村居住，其中一部分人來到廣州。這場從珠璣巷大規(guī)模移民至珠三角的人口流動，持續(xù)時間長達兩百多年。　　元明時期，由于戰(zhàn)亂頻仍，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南雄珠璣巷人南遷的移民潮再次出現(xiàn)，這些移民進一步充實了珠江三角洲地區(qū)。　　改革開放掀起了廣州歷史上人數(shù)最多的一次移民浪潮。與歷代古人南遷不同，這次人們不是為了躲避戰(zhàn)亂，而是主動遷徙，尋求更好的發(fā)展。“東西南北中，發(fā)財?shù)綇V東”，改革開放初期，這句口號風靡全國，吸引成千上萬年輕人南下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