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湛若水一生著述500多萬字 創辦書院近40所 弟子近4000人 與王陽明齊名
從越秀區法政右巷拐進去,有個小小的街頭公園。公園小廣場上立著一組文化墻,講述了這里和湛若水的關系。
從文化墻上的文字可以得知,這一帶就是湛若水曾經興辦的“天關書院”所在。文史學者湛汝松告訴我們,湛若水致仕(退休)前,已命家人在當時廣州小北門附近買下幾十畝荒地,退休后就在這里建起了湛家園。湛家園內,北面是他晚年起居憩息、聚儒會友的屋舍花園,南面就是設帳授徒的天關精舍,也就是天關書院。因湛若水曾任兵部尚書,故人稱“天關”為“天官”,因此而得名的“天官里后街”,即為今法政路的前身。
離開這處街頭公園,法政路向東走不遠,沿著一條南北向的小路走到盡頭,能看到一扇鐵門,門牌號是“湛家五巷3號”。而如果用導航軟件在附近搜索“湛家大街”,能搜到“湛家大街××-××號”的幾棟老宿舍樓。這都是當年湛家園留下的一點痕跡。
那位曾經在文化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嶺南先賢,就這樣不著痕跡地與今天的人們“在一起”。
街頭公園有關湛若水的文化墻
葬于增城
墓冢規模大,為廣東地區明墓所罕見
嘉靖三十九年(1560)4月22日,95歲高齡的湛若水在廣州禺山精舍辭世。他去世后,曾浮厝廣州三年多,1563年10月25日才在其弟子、家屬的主持下安葬于故鄉增城。后來,朝廷下令追封湛若水為太子太保,謚號文簡公,其墓葬位于永和陂頭村天蠶山東麓,可惜后來被盜。
湛若水墓前約50米處原有石牌坊1座,現僅存殘石柱、殘石礎。再前,有石人1對(文武官吏傭)、石馬1對。這座墓在廣東省已發現的明墓中屬于規模大、板筑精工的典型,而且保存較完整。湛若水墓的墓冢十分奇特,一反過去明墓饅頭狀做法,整個墓包用灰沙筑,呈古建筑狀,分兩層,廡殿頂,面闊三間,進深三間,頂部還筑出瓦檐與瓦槽,為廣東地區明墓所罕見。從盜墓者家中,公安人員追回隨葬品一批,經鑒定,有陶太師椅、陶茶幾、黑醬釉小罐等,還有小陶桶9件,是廣東地區明墓中首次發現的彩繪陶俑。
湛若水墓
湛汝松介紹,在增城境內的新塘東埔、永和天蠶山和鎮龍大涵等地以及南海西樵山等地,竟發現有多座被稱是“湛尚書”的墓葬。如在20世紀80年代的《增城文物志》上記載,增城大涵村的大山頂有一處湛若水的完整墓葬,相傳是湯村士子湯東作替父找到的一塊壽地,因與湛若水是世交,把壽地相贈給他,湛若水乃宴請湯村父老,以示感謝。而在增城當地,歷史上也流傳湛若水有多座墳墓的傳說。說是由于湛若水怕人發掘其墓冢,所以選擇墓地時均以郊游為掩護,出殯時多路同時出,這樣,真正葬于何處當時就無人知曉了。至于鎮龍發現的“湛尚書”墓,其實是湛若水父親湛瑛的墓。為什么民間會把湛父的墓說成是若水的墓呢?據湛汝松介紹,明嘉靖十年(1531),朝廷因湛若水之官職,贈封若水父親湛瑛為禮部尚書,“都是尚書,又是湛姓,民間分不清楚,也不足為怪”。
新塘文化中心廣場湛若水像
辭官南歸
在湛家園天關里安度晚年、開堂講學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成化二年(1466年)生于廣州府增城縣甘泉都(今廣州市增城新塘)沙貝村。原增城新塘工業加工區管委會副主任湛汝松是湛若水的同宗和同鄉,退休后致力于收集整理歷史文化,現在是廣東省嶺南心學研究會湛若水思想研究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東省內有(湛)若水遺跡的地方我都去過,”他告訴記者,“很多人來新塘,叫我帶他們去考察湛若水遺跡。”
他與黃淼章、胡繼芳合作編著了一本《湛若水史跡尋蹤》。書中,湛若水天南海北,行走四方,浩然之氣躍然紙上。
“任囂城北絕塵喧,佳節關心屆上元。燈火輝煌明月上,采青爭到湛家園。”這是清道光年間番禺舉人江仲瑜所作《嶺南竹枝詞》四十四首中的一首。“湛家園是湛氏家族的聚居地,可惜這一名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毀為廢墟。后來,湛家園遺址上逐漸建了民居,通了馬路,人們為了紀念湛若水,把他晚年居住的地方命名為‘湛家大街’。天關書院遺址之處取名‘天關里’。”湛汝松說,“不過如今的‘湛家大街’已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街。‘湛家五巷’更不見五條巷的影子,天關書院的舊址上也蓋起座座高樓。歷史在變遷,湛家園不復存在,但湛若水終身致力于教育事業,其治學思想和方法,至今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研究。”
湛家五巷
湛汝松介紹,嘉靖十九年(1540),75歲的湛若水獲準辭官南歸。此后20年間,湛若水就居住在湛家園里。除了在天關書院開堂講學外,他還到湖南衡山紫云書院、南海西樵大科書院、惠州羅浮山朱明書院和增城南樵蓮洞書院等眾多地方講學,直到95歲時(1560年)無疾而終。
廣州和湛若水有關的地點還有很多。
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甘涌村有“宋奉訓大夫湛公祠”,是紀念湛若水先祖湛露的宗祠。湛若水是湛露的七世孫。宗祠中堂經維修保存完整,曾作為甘涌小學校址,現為甘泉幼兒園。附近讀崗公園一帶,原名石嶺,石嶺上原有“元明石室”私塾。湛若水14歲入讀私塾,成名后,鄉人改稱石嶺為“讀書岡”,后湛若水重修“元明石室”為“讀崗書院”。
新塘的四望崗公園和牛仔服裝城一帶,是湛若水培育“尚書懷枝”的地方。傳說湛若水在福建品荔枝后,懷核而歸故里,發動鄉人于四望崗培植,育出“尚書懷”(槐枝),后世更進一步育成珍品掛綠。湛若水還曾發動鄉人在東江沙貝村河灘挖低填高,壘石筑圩,建成一口新池塘,后來鄉人在四周塘堤上建鋪開墟,曰“新塘墟”。沙貝逐漸也改稱新塘,新池塘稱“墟大塘”。墟大塘至今仍在,只是面積小了很多。
廣州市增城區新塘鎮解放路市頭大街有一所新塘菊泉中學,其校園曾是湛若水的府第,民間稱之為“尚書府”。據歷史資料可知,尚書府坐北朝南,原由家祠、后花園、后樓、書房、會客廳、大廚房和一座“三世尚書”牌樓等建筑物組成。有史記載的是,從1941年起,尚書府就作為中學校址,先是以當地歷史文化名人崔菊坡、湛甘泉各取一字命名為“菊泉中學”,繼之為增南中學、增城第二中學、新塘中學。1998年,新塘中學建了新校舍搬遷,尚書府遺址復辦新塘菊泉初級中學。如今,學校里立起了甘泉文化墻。2010年7月,新塘中學1972屆畢業同學還捐資在菊泉中學校園內立了湛若水銅像。
興學育賢
蓮花書院選址布局體現湛若水哲學思想
湛若水以興學育賢為己任,所到之處,必修書院。那么他一生究竟修了多少書院呢?
湛汝松介紹,湛若水弟子、著名地理學家羅洪先在撰寫的《湛甘泉先生墓表》中列舉了14個地方共31所書院,與后來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關于湛若水書院的記載相同。當代學者、華南師范大學教授黃明喜則列舉了35所,其中廣東的22所,外省的13所。名單中多了廣州的白沙書院、合一書院,南海的玉泉精舍,南京的惠化館谷。此外,外地還有學者在地方志中發現了湛若水辦的另外一些書院,說湛若水的書院有40多所。
有關湛若水的書院,絕大部分是他籌建的,也有他人籌建他資助的,還有當地人籌建他去講學的,目前還不能一一考證。不過由于年深歲久,歷代多次毀書院、禁講學,這些書院至今沒有一間能完整地保存下來。
湛若水興建的書院中,最為大眾所熟知的當數近年經考古發掘而出名的蓮花書院。南漢二陵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百祥告訴記者,蓮花書院遺址位于廣州市增城區南香山東南山麓,是湛若水一生創辦的書院中目前唯一經考古發掘且保存較好的重要遺址,也是嶺南地區保存最好的明代書院遺址之一。
蓮花書院遺址俯瞰。
張百祥介紹,蓮花書院選址和布局,可以說是湛若水哲學思想的體現。書院依山勢而建,結構呈中軸對稱,坐西北向東南。東南距遺址181米處有“湛子洞”的摩崖石刻,西北距遺址20米處有“海闊天空”摩崖石刻(石刻頂面指向蓮花書院方向刻有“中主石”三字),兩處石刻均位于蓮花書院建筑的中軸線上,說明湛氏對蓮花書院的選址、建設極為考究,結合自然環境精心布局。“湛子洞”摩崖石刻很可能是湛若水的學生或門人幫他修建蓮花書院時刻鑿的一個“門牌”信息。位于建筑中軸線上的“中主石”很可能與建筑修建的規劃、定位、測量密切相關。在遺址周邊還發現“小坐石”“大坐石”和“鼓石”等與“海闊天空”(中主石)風格特征類似的石刻,而且距遺址很近,很可能也是明代蓮花書院相關的石刻,與遺址構成一個整體。
湛子洞
張百祥介紹,蓮花書院開始興建于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正好是湛若水休假南歸之時。湛若水于嘉靖十九年致仕后,輪流講學于包括蓮花書院在內的幾所書院。關于蓮花書院辦學的費用來源,在湛若水的《蓮洞書館贍田倉記》中有記載。他知道書院附近四村交界處有很多荒地,就想置下這些荒地開墾用作贍田。但由于很多荒地都無主,加上四村交鄰,當地鄉紳覺得難以處理。于是,若水便派兒子柬之與學子代表一起向縣官申請,承諾將開墾田地的收入按一定比例納稅為條件,終于獲準把書院四周十多頃無主荒地納入蓮花書院范疇,供書院開墾以作“贍田”“義田”之用。經過數年開墾耕耘,“館谷”收入越來越多,除用于資助生活貧困與品學兼優的學生外,還用于修建院舍,改善排水系統。
當時蓮花書院設置了嚴格的審核制度,配合相對豐富的物質條件,由此增城民間有“九個學子十個秀才”的傳說,說明蓮花書院大大促進了增城當地教育事業的發展。
蓮花書院遺址出土的青瓷小杯
蓮花書院遺址出土的陶盞
蓮花書院遺址出土的黑釉小瓶
“湛王”齊名
與王陽明“一見定交” 推動中國早期啟蒙思想
湛若水是嶺南大儒陳獻章的衣缽繼承人,也是完善與發展白沙心學的重要人物。廣東省嶺南心學研究會創會會長、廣東省社科院哲學所原所長黃明同在《湛若水評傳》的序言中寫到,陳湛心學成為明代心學的先聲。而湛若水與王陽明結交,又使之受到白沙心學的影響。“明代心學的發展呈現三個環節:白沙心學—甘泉心學—陽明心學;形成兩個流派:陳湛心學與陽明心學,”黃明同寫道,“(湛若水)通過書院的講學傳播白沙心學,把白沙心學播于嶺海南北,使明代心學的兩大流派陳湛心學與陽明心學,成為明代文化星空的雙子星。”
湛、王二人當年在京師相見,彼此仰慕,“一見定交”,立志“共興圣學”。二人曾一度齊名,在當時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正如學者黃宗羲所說: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于湛者,或卒業于王。學于王者,或卒業于湛。猶朱(熹)、陸(九淵)之門下,遞相出入也。” 二人雖有學術上的論辯,但友情篤深。
黃明同評價,湛若水學說博大精微,既超越先師陳獻章,也不亞于王陽明;其著述500多萬字,是王陽明著作的數倍;從政35年,一路春風,政績卓著;終身從教,創辦書院近40所,弟子近4000人,對教育事業的貢獻很大,稱得上是“立德、立功、立言”的賢人。“毫不夸張地說,重新發現湛若水,其學術意義與歷史影響,已逐漸顯現,能為學界對明代思想史研究提供豐富的新史料,為中國哲學史研究呈現新思路。”
湛若水提出“隨處體認天理”論,注重道德覺醒,高揚人的主體精神;提出“人皆可為堯舜”論,揭示人性自然、人性平等,挑戰當時的封建等級;提出“貴疑”思想,也就是倡導思想解放和創新精神;而“大公”“親民”“以民為本”等觀念,則是仁愛精神的體現。他曾對弟子湯民銘說:“良知、良能,人之同有也。”認為人在道德本性上是平等的,無論賢愚,都體現著“天理”,蘊含著良知、良能。湛若水曾論及自己與王陽明學問的區別: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自己所講的心則是萬物的本體。
研究者指出,從陳獻章到湛若水,再到王陽明所構建的明代心學,曾一度成為明中后葉社會的主流意識。這一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學術流派,是以喚醒人的道德自覺,高揚人的主體精神為旨趣的認知與心性涵養方法,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潮。它對后來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中國近現代諸多歷史人物都造成了深遠的影響。